河南沈丘女访民被截访改名字 超期拘留27个月

　　9月初，在北京打零工为生的河南沈丘县人“耿丽”正在为房租发愁。这个“突如其来”的名字已伴随她5年，她原本叫“耿俊丽”。

　　在2008年春季之前，河南省东部的沈丘县户籍人口中，有3个“耿俊丽”，分别出生于1967年、1979年和1983年。其中，出生于1979年的耿俊丽当时正在北京，随时可能上访，状告沈丘县法院执行判决不力的问题。

　　但那个春天还没过完，这个耿俊丽就在户籍档案中消失了。她被沈丘警方以身份证“重号”为由，更名为耿丽，连出生日期也被修改。

　　近一年后，2009年2月24日，耿丽在公安部信访办上访，身份信息被识别为在逃人员，很快被北京警方控制，然后被带回沈丘，关进了看守所。她被告知，2008年5月18日晚，与沈丘县截访工作组在京的一场争执后，她被控涉嫌妨害公务。

　　她的涉案证据，几乎全部来自6名截访者的口供，在历经拘留和审理期限双超期之后，耿丽被判妨害公务罪成立，但“犯罪情节轻微，免于刑事处罚”。2011年5月18日，耿丽拒绝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，她要求有关部门对她27个月的牢狱之灾给个说法。但她被架出看守所，宣布释放。

　　这场官司下来，除了获得一个新名字，耿丽的路越走越窄。她一直讨要的说法，至今遥遥无期。即使有媒体介入采访，警方和法院仍拒绝回复案件中的诸多疑问。按照耿丽及其律师的说法，改掉她的名字，就是为了让她无法再维权。从这个河南农妇的遭遇中，底层维权者的困境一览无遗。

　　女访民的牢狱之灾

　　入秋的北京，一天比一天凉。东北四环外的一间旧瓦房内，34岁的耿丽正在琢磨着找一个更便宜的落脚之地。现在的500元房租已让她感觉难以承受。一台500元买来的二手笔记本电脑和一大摞告状材料，就是她最珍贵的财产。

　　2009年2月24日，30岁的河南访民耿俊丽到公安部信访办上访，刚输入个人信息，就被扣了下来。这时，她才知道，因为涉嫌一起妨害公务案件，她已成为网上追逃人员。在交涉中，耿俊丽被允许查看了部分追逃资料。慌乱中，她还拿出手机拍摄了电脑屏幕。

　　她看到，“耿俊丽”已成为了她的“别号绰号”，她被改了一个新名“耿丽”，身份证也由出生日期为1979年11月1日的15位号码，被改为出生于1979年10月2日的18位号码。她被网上追逃是在2008年5月22日，悬赏奖金500元。一个月后，2008年6月23日，这条追讨信息被立案归档，审核人为沈丘县公安局副局长米文奇。

　　当天晚上，耿丽被押回河南省沈丘县看守所，办理了刑事拘留手续。警察告诉她，2008年5月18日晚，在北京西四南大街她哥哥耿高伟经营的餐馆中，她殴打、撕咬并辱骂沈丘县法院和公安局的公务人员，现在公检法要追究她。

　　“我在看守所里大声喊不服。”耿丽说。警方的说法让她大吃一惊，因为所谓案发时，对方是要截访她，但并没有出示证件，她只是拒绝跟对方走，也没有攻击过对方。

　　北京警方出具的文书也显示，在110赶到后，这个截访小组出示了证件。随后，双方都被拉到了西长安街派出所，接受了民警调解后，各自散去。

　　然而，看守所里的辩解往往都是无效的。耿丽接下来面临的，是两年零三个月的牢狱之灾。据她称，她被关押时曾长期戴着脚镣，还因为经常喊冤，而遭到警察和牢头的殴打。“他们逼我认罪，我说我没罪，你打死我我也不认。我也不在任何纸上签字。”案卷中，她的讯问笔录也证实她既不认罪，也不签字。

　　2009年4月14日，在超期拘留34天后，耿丽被逮捕；2009年8月17日，周口市中级法院指定郸城县法院审理此案。2010年3月31日，耿丽被移交至郸城县看守所。2011年5月17日，又被超期审理8个多月后，郸城县法院判处耿丽犯妨害公务罪，免于刑事处罚。

　　判决下来后的第二天晚上，耿丽被架出看守所。

　　恢复自由后，耿丽在北京聘请了两名律师，对此案提起上诉。2012年6月4日，周口中院在不开庭审理后，终审裁定本案“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”。该裁定称，上诉人耿丽及辩护人认为原判事实不清、程序违法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与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符，不能成立。

　　耿丽不服，向周口中院提起申诉。2012年12月，她收到周口中院维持原裁定、不予重审的申诉结果。2013年1月2日，耿丽又到河南省高级法院再提申诉，至今没有回音。

　　“他们既不立案，也不给你驳回申诉的裁定，就这么耗着，你能咋办？”9月2日，耿丽的代理律师朱爱民说，这是一个明显的冤案，从法律角度看几乎没有疑问，但申诉到河南省高院就一直石沉大海。

　　“证据不足”两次退侦

　　在朱爱民看来，耿丽案的技术含量并不高，却很有典型性。“随便翻翻案卷，就会发现多处伪证和串供，这是地方政府打击上访者的惯用招数。”

　　郸城县法院一审判决认为，被告人耿丽采取暴力、威胁的办法，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，其行为已构成妨害公务罪。判决书中单列出的人证有7人，其中沈丘县政法委1人，沈丘县公安局1人，沈丘县法院3人，耿丽所在莲池乡政府1人。剩余的1人，是在案发饭店内吃饭的北京市民桂某。而同在现场的耿丽哥嫂及另一名顾客万某的证言，则被一笔带过。后三者的证言称，沈丘县截访小组并未出示证件，耿丽也没有攻击对方。

　　“两个吃饭顾客的证言应该最有说服力。”朱爱民说，但法院并未采信和质证。甚至，桂某在一审开庭时作证称，没有看到双方互骂，截访小组一方“只说之前有个案子，与耿丽有关”，也被法院认定桂某“当庭证明，耿丽也知道对方是执行公务的人员”。

　　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是，2006年11月，耿丽向沈丘县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2007年3月，沈丘县法院判处耿与前夫离婚，女儿归其抚养，前夫一次性支付16626元抚养费，以及因对耿丽家庭暴力造成的1059.5元医疗费。2007年9月18日，耿丽向法院申请执行，其间，她以判决书认定的分割财产太少为由，要求赔偿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6万元，拒不接受执行款，并多次进京上访。

　　2008年5月10日，沈丘县政法委涉法涉诉信访室主任张保国、法院干警卢峰、李倩、郑海峰和莲池乡乡长严文元等进京找耿丽。5月18日晚9时许，该工作组来到耿丽哥哥耿高伟所在饭店，见到耿丽后，双方发生争吵并发生肢体接触，直至北京警方出警，将该事件平息。

　　整个事件的简述，只占了半张A 4纸的篇幅。然而，事实和证据的认定，曾让沈丘县有关部门颇费周折。

　　案卷资料显示，在2009年6月11日，沈丘县检察院以“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”为由，将本案退回沈丘县公安局补充侦查。在退查提纲中，公诉科要求，“补充工作人员去北京从事相关工作的政策依据及其职责”。

　　沈丘县公安局的回应是，复印了《信访条例》全文放入卷宗中。

　　在该案被指定郸城县管辖后，2009年9月18日，郸城县检察院又一次将其退回沈丘县公安局补充侦查，理由是进京工作组等人证言与耿丽供述及其哥嫂的证言相矛盾，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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